碳标签是指把产品生产和流通等环节产生的碳排放量,以标签形式标注在产品上,从而引导购买方选择低碳产品,促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碳标签始于英国,英、美、法、日、韩等发达国家推行碳标签已近15年。我国碳标签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加快推进,对内服务庞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对外避免陷入国际低碳竞争的被动局面。
一是碳标签形式多样。一国会采取多种形式碳标签。当前国际社会推行的碳标签可分三种:一种是碳减排标签,标注产品相对某个标准的减排量或减排目标,例如英国的碳标签。一种是碳足迹标签,标注产品从生产、流通、使用、废弃等环节的全生命周期排放量,例如英国、日本和德国的碳标签。还有一种碳标签不标注碳排放量具体数值,只宣告产品对气候的影响程度,例如美国的“无碳”标签用来表明产品产生的碳排放得到中和。无论哪种,碳标签都是向社会披露产品的碳排放信息,以及产品提供者为保护气候所作的努力,为公众参与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渠道。
二是碳标签用于各类消费品。加贴碳标签的产品,包括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建筑材料、家用电器、日化用品、办公用品、航空等。英国2007年开始在薯片、洗头水等产品加贴碳标签,目前已覆盖数千种产品和服务;同年美国也推行碳标签,其中碳基金公司开发的“无碳”标签2022年已用于食品、服装、家用电器等167种产品 。日本2008年发布碳标签试行建议,2022年已覆盖615种产品 。韩国2009年推行碳足迹标签,2022年已覆盖航空、燃气锅炉、洗发水等1792种产品 。
三是碳标签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发起,得到企业响应。加贴碳标签在大多国家是自愿行为。英国碳标签由私有机构碳信托公司(Carbon Trust)发起,截至2022年已有包括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糖业公司在内的51家大型公司通过碳信托公司认证了产品碳足迹标签 。德国碳标签试行方案,由世界自然基金会、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等机构制定和推广,得到巴斯夫股份公司、朗盛、汉高等企业积极参与;美国碳标签由碳基金、加州碳标签公司等组织分别发起,截至2022年已有沃尔玛等27家公司 执行了碳基金公司开发的碳标签。少数国家的政府部门也发起碳标签。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成立专门机构,制定碳标签方案,产品需核算碳足迹并加贴碳标签方可进入市场。2010年以来,日本丰田汽车、松下电器等企业开始实施碳标签。韩国碳标签由韩国环境产业技术研究院 推动,三星、韩亚航空、韩国林奈燃气设备公司(Rinnai Korea)等企业目前都在实施碳标签。
四是社会公众总体支持碳标签。2020年英国碳信托公司在8个发达国家的调查发现 ,6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碳标签来标注产品的碳足迹信息,仅有9%的受访者不支持。英国支持碳标签的受访者比重为63%,较2016年增加7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的比重仅有8%,较2016年减少4个百分点。法国支持碳标签的受访者比重更高,达到80%。
五是制定支撑碳标签的标准体系。科学、规范和准确核算产品的碳排放量,是碳标签实施的前提。一方面,国际社会制定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核算标准。例如,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BSI)2008年颁布《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以下简称PAS2050),并于2011年进行修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013年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2018年将之升级为《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ISO 14067:2018》。此外,1998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联合制定《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并于2011年发布修订版,为企业核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提供标准方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建立了诸多产品完整产业链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为碳标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例如,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发布的家庭温室气体计算器数据表 。
六是一国的碳标签通过国际贸易延伸至他国。一些有影响的跨国企业,往往要求其原材料供应商提供碳足迹信息并实施减排,从而带动上下游企业核算碳足迹、加贴碳标签。例如,全球已有包括苹果、宜家、沃尔玛等在内的1000多家跨国企业,要求其供应商提供产品碳标签,这些供应商大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再如,多年前韩国为了使本国商品顺利出口到英国,与英国碳信托公司签署实施英国碳减排标签的备忘录 。
碳标签在发达国家经过多年实践,在提升低碳意识、促进低碳消费、激励企业节能减碳等方面,都收到了较好效果。
一是提升低碳意识。实施碳标签的企业,积极开展科普和宣传,让消费者了解碳标签以及企业的减排努力,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也提升公众低碳意识。例如,英国百货公司Tesco在执行碳标签期间 ,与碳信托公司、节能基金等机构,联合向公众发放了100万份低碳手册,普及碳足迹和碳标签相关政策和知识 。苹果、雀巢、沃尔玛等公司通过向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宣传碳足迹削减方案,提升社会低碳意识 。
二是促进低碳消费。企业加贴碳标签、披露碳足迹信息,使得产品对消费者更有吸引力。2020年英国碳信托公司在8个发达国家的调查发现,当得知某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更低碳时,64%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购买,其中英国和法国受访者的这个比重分别为64%和77%,比2016年分别增加9个和1个百分点。2020年有23%的受访者将产品碳足迹作为购物时的主要考虑因素,比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
三是激励企业减碳。企业核算碳足迹、加贴碳标签,可以帮助企业辨别和挖掘自身减排潜力。一方面,碳标签激励企业确立减排目标。例如,嘉士伯集团推行碳标签,通过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掌握了公司总体碳足迹以及每百升啤酒酿造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以此为基础,嘉士伯集团承诺以2015年为基准年,到2030年实现产品碳足迹减少30%的目标 。另一方面,碳标签帮助企业节约能源。核算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往往能发现减少浪费、提升效率的机会点。例如,百事集团旗下的沃克尔薯片公司,核算土豆从种植、采购、运输、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碳排放量,以此优化采购流程,使得单位薯片的生产能耗下降了33%。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在核算碳足迹时发现,改进银行网点的自动取款机(ATM)设置,使得单个ATM能耗降低30% 。
四是树立国际权威。发达国家的碳标签理念和标准已在全球推广。例如,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BSI)制定的产品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已在多国应用。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韩国等都采用此标准,或以此开发本国标准。BSI开发的全球第一部碳中和声明规范(PAS 2060)也得到国际认可。英国作为全球最早推行碳标签的国家,其提出的碳标签理念和技术标准,已形成较高的国际权威性。
五是获得市场收益。发达国家碳标签相关的专业服务公司,例如英国的碳信托公司、美国的碳基金公司、加拿大的碳计算公司等,通过为其他国家的产品出口提供碳标签和碳足迹相关咨询服务,正在获得国际服务贸易收益。其中,英国碳信托公司的国际影响最大,其碳标签服务已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2.7万多种商品,目前该公司已在中国开设分公司以开拓中国市场 。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一直把控制环境污染作为优先领域,与碳标签相关的低碳产品标识、绿色产品标识等工作也在推进,但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减污降碳已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的期望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建立健全碳标签体系就变得更加迫切。
一是加快贯彻落实中央对低碳产品标识的决策部署。低碳产品标识 是绿色产品标识的重要组成。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将分头设立的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统一整合为绿色产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等体系”。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低碳产品标识的重要性凸显。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制度”,对低碳产品标识做出最新决策部署。加快建立我国的低碳产品标识体系即碳标签体系,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双碳工作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
二是有利于完善促进全民行动的低碳政策体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政府通过加强监管发挥引导作用,企业通过履约合规发挥主体作用,而社会组织和公众则一直缺乏行之有效的参与渠道。当前公众对碳达峰碳中和存在着“与我无关”等片面认识,亟须提升全社会低碳意识、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发达国家经验显示,碳标签向社会披露产品碳排放信息,把公众的消费选择和企业的减排努力“挂钩”,利于促进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我国能效标签也是例证。贴有能效标签的产品,70.7%的公众“大多时候会优先购买” 。同理,碳标签也将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
三是有利于争取碳标签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我国一些企业为赢得国际市场,正依据发达国家标准开展产品碳排放核算和认证认可。例如,华为公司与英国工程标准委员会(BSI)合作,对华为逆变器产品进行碳足迹核查,2022年6月华为正式获得BSI颁发的碳足迹核查声明。一些服装企业也加贴进口国要求的碳标签。发达国家先推行碳标签,也先拥有碳标签的制定权和话语权。若中国迟迟不开发本国碳标签,一味“跟跑”和被动适应,久而久之就可能失去国际碳标签等相关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在低碳发展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盟已宣布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碳关税,碳标签也可能成为新贸易壁垒措施,我国需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四是有利于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共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尽管国际社会探索碳标签已有15年,但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大多是“自己算自己的数”,产品碳排放量数据的可比性较弱,跨国实施碳标签的数据支撑也仍薄弱,这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的一个基础性难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责无旁贷需要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标准体系、碳标签等基础性制度方面取得创新性突破,既服务于国内减排,也促进我国绿色低碳产品标准、标识的国际接轨和互认,为解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共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加快推行碳标签,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贯彻好、执行好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既注重国际接轨,更结合中国实际,集中力量研制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标准,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碳标签示范试点。
一是坚持系统集成,在统筹推进绿色产品标识体系中完善低碳产品标识体系。当前要在系统推进环保、节能、低碳等产品标识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快建立健全低碳产品标识,研究制定低碳产品标识专项改革方案。推进低碳产品标识,可考虑采取两种方案:一种是将低碳指标纳入现有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并统一使用绿色产品标识。这延续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任务要求,但不能凸显建立低碳产品标识的迫切性。另一种方案是在整体推进绿色产品标识体系的同时,同步推进低碳产品标识即碳标签,以顺应推进双碳工作的新形势,也便于与国际社会推行的碳标签开展对接。
二是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碳标签,重点研究产品碳足迹标签和碳中和标签。与国际社会类似,我国也可探索多种形式的碳标签,包括碳减排标签、碳足迹标签、碳中和标签。当前社会层面与这几类碳标签相关的一些探索都在开展。例如,一些碳中和酒店、碳中和赛事活动等。再例如,目前以交通出行、共享单车、快递运输、网上购物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型平台企业,通过手机软件(App)展示其提供特定服务所产生或节约的碳排放量,这类似碳减排标签。总体上,开发特定场景的碳标签容易,而要开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标签,则要集中力量攻关。
三是选取重点工业产品、出口导向型产品以及平台经济领域率先开展碳标签试点。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处于高位平台期,公众消费需求快速升级,我国面临着生产方式低碳转型、生活方式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当前我国需重点控制工业产品领域的碳排放,钢铁、水泥、化工、电力等重工业是实施碳标签的重点领域。另一方面,那些受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影响较大、发达国家已实施碳标签的行业,例如食品、服装纺织、电子产品等,也是推行碳标签的优先领域。此外,可开展平台企业碳标签试点。平台企业推行的碳标签所显示的碳排放量大多由企业自行测算,未经第三方认证。选取平台企业开展试点,着重规范碳排放量的核算,增强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从而带动碳标签健康发展。
四是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激发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的主导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我国以往开展的环保、低碳认证都由政府主导。一般由相关部委制定规则,部委下属事业单位具体执行,企业自愿申请。例如,2006―2012年推行的“中国环境标志低碳产品认证”,以及2015年推行的“低碳产品认证”。随着简政放权推进,一些从事认证认可的事业单位与主管部委“脱钩”,转变为社会组织,相应的标识和认证工作也转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为调动非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推动碳标签提供了体制保障。政府要继续发挥引导作用,制定低碳标识规划和市场监管规则,规范绿色产品标识和认证的市场秩序。我国一些出口企业积累了不少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经验,鼓励其积极参与碳标签示范试点。
五是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标准,推动国际标准互认。我国已开展的低碳产品认证,主要聚焦产品生产环节的碳排放量等指标,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核算还较薄弱,要加快补齐短板。一方面,依据我国产业链特征,分门别类核算产品的碳排放因子,建立碳排放因子数据库,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提供基础数据。另一方面,加快推动ISO 14067《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和指南》等国际标准转化,借鉴其他国家相关标准,加快制定我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价技术规范,并推广自主研发的碳足迹评估工具,服务国内庞大的生产和消费市场。此外,要加快推动国内标准“走出去”,推动标准国际互认,力争实现贴有中国碳标签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时享有同等的信用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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