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湘水渡之谜》一文中提到湘水渡的渡工屋前坪曾立有一通石碑，疑为整修渡口时所立，我儿时常在渡口玩，觉得碑文中“随波逐流”“隔岸相呼”八字很有文采，就牢记在心。后来这通碑再也不见踪迹，我怀疑是在此修建房屋的人把它推倒并掩埋了。前年县里开工修建夫夷江防洪大堤，江边房屋需要拆迁，我预先向乡邻打招呼，要求他们留心施工时能否发现这通碑。

去年秋天回到家乡，发现原渡工房旁的民房已拆毁，遂急不可待地去废墟寻找，正在大失所望时，邻居告知，有一通青石方碑被挖掘机挖断，正要运走时，有人说这通残碑方方正正，可以做凳子坐，于是把挖断的一长截搬到一边留起来准备做座凳。可叹这些人毫无文物保护意识，在他们眼中，碑的价值竟然只是可以坐的凳子，下面那截短一点的他们认为无用，竟弃之不顾，任凭挖机师傅当垃圾运走，再也无法找到了。十分可惜啊！当时我若在场，断不致使此残碑遗失。

我上前仔细察看残碑，碑文大多清晰可辨，边缘略有残缺，我儿时牢牢记在心的八个字有六个赫然在目，只有“随波”二字留在下面一截被遗弃了。我请好友陈湘运和汪友云把碑文拓了下来。细读碑文，果然不出我所料，这通碑只是整修湘水渡的记录，并不能据此弄清“湘水渡”一名的由来，但这碑还是有一定的文物价值的。

碑略呈正方形，三面有字，正面宽31公分，侧面宽26公分，残碑高50公分，估计遗失的下面一截高度不少于30公分，估计整个碑高约80公分。碑文竖排右起分行。

正面碑文解读：

湘水渡上下码头为我族私渡，非……设，先人屡建屡废，历年虽有一二……（随波）逐流，漫无定所，隔岸相呼，竟日而……甚于蜀道□关也。族人常思善其……炊不□丁卯□，合族而谋，佥以善……畏兹小事，于是有负土荷锄而助……然捐田土者。众擎易举，不弥月而……矣。因为之记。

民国丁卯十六年七月吉旦  首士……

右侧面碑文解读：

罗聚卿捐钱一十二（串）；罗汉卿捐二十串；罗玉泉捐九串；罗碧卿、罗焕文各捐八串；罗祖钧、罗祖铭共捐四十串；罗义生捐五串；罗凤轩捐二串；罗足轩捐六串；□□、罗清泉、罗景财、罗景明、罗燮卿、罗祖诗、罗祖辉、罗幼甫各捐四串。

据残碑内容，可知这是1927年罗氏族人捐地捐资整修湘水渡的记录。从1913年罗氏族谱中新宁县学训导彭士印为罗学秀公撰写的墓志铭，可知湘水渡最晚是在清道光初年就已建成，已历二百来年，其间屡建屡废，这次整修大约是规模较大的一次。

从能够辨认出来的人名来看，牵头的大多是罗氏士绅。有名的士绅家族罗氏八兄弟中除了早已去世的七爷罗景煜（台湾考试院铨叙部政务次长罗万类之父）以外，其余七人和他们的几个子侄无一例外都是捐地捐资人。海卿（大爷罗景成）、义生（即义臣，二爷罗景仁）、汉卿（三爷罗景和）、达卿（四爷罗景丽）、碧卿（五爷罗景连）、燮卿（六爷罗景发，已出继）、焕文（八爷罗景芳）。罗祖诗是二爷罗景仁的长子。罗祖钧和罗祖铭（即后来被刺杀的县保安大队长罗仲尧）兄弟是四爷罗景丽的两个儿子。罗祖辉就是罗万类，他是七爷罗景煜的儿子。其时罗仲尧十五岁，尚未成年，显然是其父罗景丽以他的名义捐的资。罗万类二十岁，虽已成年，但尚在中学读书，应该也是抚养他的四伯父罗景丽或其他伯叔替他出的资。

由这碑文，我想到了几个问题。

一是地方士绅在乡村社会的地位和影响问题。

在旧中国，士绅家族通过其特殊地位、财力和文化影响力，在民间公益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士绅家族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不仅是地方乡村社会的领导人物，还是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在民间公益事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士绅家族的成员，一般都能尽心竭力为地方的建设、教育、安宁和保卫贡献力量。在政府组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士绅家族通过其知识、财力和声望，在地方上领导民众，造福乡里，成为政府对社会控制管理环节的末端。他们的参与和领导，使得一些公益事业或活动得以成功实施，如修桥铺路建渡、赈济灾民、主持社仓、建筑堤防、疏浚河道、兴建灌溉设施、捐助学校或慈善设施，救助孤寡贫弱等。士绅的带头起到了地方的示范效应，一人带头，众人响应，有地出地，有钱出钱，无钱无地就出力，正如湘水渡碑文中所说，乡绅出钱，民众“负土荷锄而助”。他们的种种慈善活动，移风易俗，凝聚乡民，不仅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还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他们自己也从而在地方上赢得了乡里声望。

反观当今，没有了政府与民众联系的这个环节，地方事务不论大小繁杂，都是上面一杆子插到底，管得太死，民众反而没有参与的积极性，可是政府又无法一切包办和办好，虽然有村级组织，也难以起到从前乡绅那种作用。再说就算有热心的慈善人士愿意出钱出资从事公益事业，客观上也存在很多障碍，你要修路修桥修什么，哪怕动一寸土，没有政府批文就不行，而要批个什么手续，花个一年半载，跑个几十趟也未必能办成。现在不少地方水利设施破败，环境脏乱，赌博成风，贼盗横行。而怜贫恤老、扶危济困的事很少有人做。不少乡村显出一副凋敝的景象。

九十年代，我原来所在单位的定点扶贫单位在沅陵县山区一个村，为了帮助他们修水渠，工作组筹了款，买了水泥等物料，运到工地时，叫附近村民帮助卸水泥，一个也叫不来。工作组的同志责备他们：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现在我们筹了钱，买来了水泥，叫你们卸一下货都不干！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全村的事，凭什么叫我们来做？没钱谁干？

对过去的赌博、偷盗行为以及不敬父母公婆，虐待儿媳等家庭矛盾，士绅们根据乡规民约、族规族约进行处理调和，一般效果都好。如今好多地方赌博偷盗成风，家庭矛盾重重，基本上没人管。我听说村里有儿媳拿着农药瓶往婆婆嘴里灌的极端事件发生，有些地方几个儿子儿媳对赡养父母公婆互相推诿，导致父母公婆饿死或自杀。这类事件村里少有人管，法治单位好像也基本不管。

旧时代回不去，老办法行不通，新办法效果不彰，如何有效治理基层社会还真是个大问题。

二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问题。

此次维修湘水渡捐的钱是铜钱。铜钱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又叫制钱。主要成分是铜，还含有少量锡、铁、铅等其它成分。铸成圆形，内有方孔，所以被戏称为“孔方兄”，并被赋予外圆内方的文化意义。中间的方孔主要是为了方便串连携带。一定数量的铜钱贯串在一起就是一贯，又叫一串，口语还叫一吊。通常一贯或者一串、一吊是一千文，也就是一千枚铜钱。

清朝末年就逐步减少铜钱的铸造了，代之以银元、铜元（无孔的圆形铜板，俗称铜角子）为主，辅之以纸币。清朝灭亡，民国肇造，铜钱就逐步退出历史了。

1927年尚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由于政治上派系林立，军阀割据，货币流通十分混乱，并未能实现真正的货币统一。这一时期推行的是以银元为主，银元、铜元、纸币和外国银行的货币并用的货币制度。1914年2月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实施《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决定采用银本位制，铸造袁世凯像银币为国币，俗称“袁大头”。北洋政府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一起定位为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兑换券。与此同时，各商业银行仍在发行自己的纸币。

北洋时期各省政权多掌握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手中，各省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是他们实行地方割据的重要经济手段。这个时期共有30多个省银行发行了纸币。

1927年罗氏族人维修湘水渡，仍然使用清制铜钱，说明那时前朝货币并未完全废止。其主要原因大约是老百姓手中银元铜元较少，而纸币信用度不高，常常贬值，故而在一定地域内，铜钱仍然是硬通货。

三是碑文的文字书写问题。

碑文书写繁简并用，文字大部为繁体字，也有一些简体字，如橋、義、邊、廟、頭，写成了桥、义、边、庙、头，说明在民国时代甚至更早，民间就开始使用简化字了。其中的“庙”字，古已有之，早就廟庙并用了。繁体字笔画太多，在使用中特别是刻碑时使用简化字也是大势所趋。但碑文中的“錢”字一律写成有点像“不”字，这却并非简化，而是借用古中医开处方时剂量“钱”字的写法。

旧市制重量单位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厘。从前中医处方用的剂量单位“两、钱、分”都有约定俗成的写法。通常是把数量符号与剂量符号写在一起。这可能是古代中医防盗药方用的特殊符号，这种符号一般人看不懂，只有中医和司药的人能看懂。古中医把“卜”字作为剂量“分”的符号，中药方的一分剂量，可以写作“卜”，两分就是“卜”上面加一个“二”……；“钱”，在古中医方里的符号有点像一个小于号“<”号的中间加一竖，有的则写成很像“不”字，一钱剂量就是在这个符号上面加一横；“两”，古中医方的符号是“俩撇一捺”交叉，一两剂量的中药就是俩撇一捺的符号上面加“一”，状如“刄”。二两就是“刄”上面再加一横。

这些剂量符号在书写时也是因人而异的，“钱”的符号，有人把“小于号”中间加一竖直接写成“小”，一钱就是“一”下面一个“小”，也有人干脆用“不”字来代替“钱”字。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俗写，并非规范用字。这种写法直到1979年政府统一规定换算成以“克”为单位才告废止。

碑文中的“钱”字是指金钱，记录某人捐钱多少，而非中医剂量单位一两十钱的“钱”，因“錢”字笔画太多，书写者和刻碑者为图省事，借用了中医专指剂量“钱”字的写法，写成了“不”，就是这个原委。

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地名问题。我此前在《湘水渡之谜》一文提出湘水大桥应正本清源，恢复湘水渡之名，以免误导。现在湘水渡碑已经发掘出来，就是物证。

再就是碑文中两处提到的“雷神庙”、“雷神水”，跟县志记载可以互证，《光绪新宁县志·卷十一·山水志·水》：“又东北三里过水庙雷神水，自东南注之，又东北二里过观瀑渡白水江自东南注之。雷神水源出金紫岭南，西流十五里至雷神庙注夫水。白水江源出碓木山，西北流四里至祖师坪，右合烟竹坪水，又四里至观瀑渡注夫水。”

这里的“水庙”是指水府庙即陈马二公祠。雷神水发源于金紫岭，在夫夷水右岸注入夫夷水，之所以称“水庙雷神水”，是为了以水庙为参照物，指雷神水在水庙对岸注入夫夷水。在湘水渡口对岸的小山坡上原有一个雷神庙，就在雷神水入夫夷水处下游百余米处，早已倾圮，我儿时就只看到庙的残垣断壁了。地域的命名一般是先有山水名，后有地域名，也就是地以山名，地以水名。夫夷侯国肯定是以夫夷水名之。但雷神水的得名我认为应该是水以庙名，可见此庙也是历史悠久了。

湘水渡碑的发现，使我和一些热心的朋友又想到了“湘水大桥”的命名问题，这碑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证，一位朋友根据我的考证，特意跟县政府办李清孟副主任讲了这个问题，希望把桥名改为“湘水渡大桥”，然后怂恿我去找李副主任，李热情地接待了我，表态说会跟交通部门联系。这位主任工作很负责，几天后，他回话说，交通部门称桥名已经进入卫星导航系统，要改动比较困难了，他也表示遗憾，我自然是更遗憾。

一块断碑，半截残文，虽未能解开“湘水渡”一名的由来之谜，却实实在在留住了一段乡土往事。它记着罗氏族人乐善好施、共修义渡的善举，载着一方士绅造福桑梓的情怀，也反映了民国早年新宁的币制情况、乡间的风俗与人文点滴。

岁月流逝，古渡废弛，而此碑重见天日，便是一段历史不曾湮灭的明证。桥名既定，难再更易，然而湘水渡的故事、先人的义行，却因这方残碑得以留存。往后游人过客行经此处，知有古渡，知有善举，知有一段被江水与时光淹没的乡土记忆，足矣。

一碑一渡，一江一情，风物虽改，文脉不绝，这便是湘水渡残碑留给今人的最好馈赠。

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