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归去来兮

白字就是别字。明末顾炎武《日知录》说：“别字者，本当用此字而误用为彼字也。今人谓之为白字。”如今我们把错字、别字统称为白字，把常念错别字的人叫作白字先生。

清朝小石道人的《嘻谈录》记载了一则读白字的旧闻：

有一位训蒙先生好读白字。一富户聘请他做西席先生，双方约定：每年稻谷三石，另给四千文伙食费。但每教错一个白字，须罚谷一石；读错一句白字，罚钱二千。一日，他陪着东家父子在街上闲逛，见路旁石刻“泰山石敢當”，竟误读成“秦川右取堂”。东家当即说道：“全是白字，罚谷一石。”回到书馆，他教学生读《论语》，将“曾子曰”念成“曹子日”，“卿大夫”读作“鄉大夫”。东家又说：“又出白字，三石稻谷全部扣罚，只剩伙食钱四千。”没过几日，他再把“季康子”念成“李麻子”，“王日叟”念作“王四嫂”。东家叹道，又是白字两句，全年伙食钱四千一并扣除。士人闻之，作打油诗嘲讽：

三石饷谷苦授徒，先被秦川右取乎。

一石输在曹子日，一石送与鄉大夫。

复续一诗：

四千伙食不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

二千赠与李麻子，二千给与王四嫂。

还有一则笑话，一名穷秀才将“子曰诗云”读成“子日诗云”。旁人指出他读了白字，他还执意辩解：我何曾读成“白”字了？“白”字不是在“日”字上方多了一撇吗？

另有一名秀才赴科举应试，实在憋不出文章，便像后世的张铁生一样，在考卷背面写上“我是李鸿章大人的亲妻”，本想攀附李中堂做亲戚，却将“戚”误写成“妻”。考官批阅后写下评语：“既是中堂大人亲妻，下官不敢娶（取）！”

还有一场科考，考题为《昧昧我思之》，语出《尚书・秦誓》。昧昧而思，指沉下心暗自思索。有一考生错写成“妹妹我思之”，考官读后啼笑皆非，也幽他一默，批注一句“哥哥你错了”，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放眼现代，因读白字和断句不当闹出的笑话同样不在少数。

文革时期，一位武装部长作征兵动员报告，首先联系国际形势，他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到处煽风点火，在東埔寨发动政变，把西哈努克逼到我国避难。现在南斯在拉夫，美洲在拉丁。我们不拉夫，也不拉丁，国民党才强拉壮丁，我们这叫征兵，适龄青年要踊跃应征！”一旁有人提醒他，是柬埔寨，不是“東埔寨”。这位部长还厉声反驳：“你懂什么，東埔寨就在柬埔寨的東边。”

还有一则段子，说一位小学老师给学生念报纸。原文本是“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他不会合理断句，读成：“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断句失当闹出乌龙，传为趣谈。

一家国企在贫困地区扶贫，年底了，派出慰问团前去慰问。乡长致欢迎辞：“感谢慰问团长，途跋涉，为我们雪中送灰。”身旁秘书连忙提醒：“炭，送炭！”乡长反应倒快，慌忙补了一句：“没错，还送了木炭。”

人们时常读写错别字，究其缘由，分为客观、主观两层原因。

客观层面，汉字体系繁复，和英文、俄文这类纯拼音文字不同，属于形音意三者兼备的意音文字，堪称全世界最难认读、书写和识记的文字，数量庞大，字形字音错综复杂，部分汉字笔画繁冗，极易写错；还有不少字形相近、读音雷同的汉字，再叠加繁简字、异体字的历史演变，误读、误写在所难免。《现代汉语大词典》收录单字一万三千余个，《汉语大字典》收字多达六万有余。当然常用汉字仅有三四千字，但要熟练掌握运用这几千文字也绝非易事。受制于汉字本身的复杂性，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完全吃透母语文字。终身不写一个错字、不念一处白字的人，更是几乎不存在。至于主观层面，则是学习不够用心，读书浅尝辄止，为人粗疏马虎，对待文字不够审慎。

大体来说，生僻字读错，大家尚且能够谅解；可若是常用字还频频念错，便容易沦为笑柄。普通百姓认字有限出现疏漏尚可包容，文字从业者、高校师长、学校领导、机关干部、书画名家若是屡屡读错、用错文字，就实在不该。

过去流传两个经典段子。其一，早年还没有打印机，文稿全靠手写。不少工农干部文化底子薄弱，秘书为他们写报告，便用方格稿纸誊写讲稿，一字一格，字迹务求工整。一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炮”字刚好写在本页末尾，“响”字落在下一页。秘书怕领导漏读，在格子外侧备注“紧接下页”。结果干部直接顺着文稿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紧接下页”，翻页之后才补上“响”字。还有一则趣事，一位老将军作报告，文中一句“将军要爱护士兵”，“士”字占满本页最后一格，“兵”字写于下页。将军读到“将军要爱护士”，便放下稿子有感而发：“这话在理！”待翻到后一页，才发现还有一个“兵”字，随即又补充道：“哦，还有一个“兵”。就是嘛！我们要爱护士，还要爱兵嘛！”

网络上流传一则趣闻：有人游览杭州岳王庙，见岳母刺字画像，感慨道：“也就岳母舍得刺女婿，亲生母亲定然于心不忍。”行至雷峰塔，又感慨：“毛主席有心，专门为雷锋修建纪念塔，号召世人向他学习。”

虽说只是网络段子，现实中还真有人混淆雷峰塔与雷锋。一场学雷锋座谈会上，某领导发言：“雷锋塔虽然倒了，可雷锋精神长存，我们还是要传承发扬嘛！再说塔还可以再建好嘛！”

这些故事当然是坊间笑谈，平心而论，旧时许多干部出身工农，年少时缺少读书机会，识字不多，闹出文字笑话情有可原，并不代表办事理政的能力不足。可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高校领导本就以教学为本业，跟文字打交道，还频繁念错字，就实在说不过去，可这类现象依旧屡见不鲜。

我弟弟上小学时在家读课文，把“老师傅”念成“老师传（傳）”。我纠正他时，他说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明白教师混淆了“傅”“傳”二字，便找这位老师指出问题。不料这名老师还强词夺理：“你懂什么！师传师传，就是传授手艺给徒弟嘛。”他这番强辩，实在让我为之愕然。

我读大学时，教哲学课的肖老师把“渗透”读成“掺透”，学生便给他起了“掺透老师”的绰号，几十年过去，这件事我依旧记忆犹新。还有一位老师，将“迁徙”读作“迁徒”。

一名省级领导讲话稿上有“高屋建瓴”，她习惯凭着半边字形认字，读成“高屋建瓦”，她可能理解为高楼之上铺着琉璃瓦，气势恢宏。她并不知晓，瓴为水瓶，建是倾倒。字面本意是在屋顶倾倒瓶中之水，水流顺势奔涌而下。引申为人站位高远，看问题全面透彻，行事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倘若生僻字“瓴”读错尚可谅解，那么，一些小学生都熟识的常用字被读错、很平常的句子断错句，就实在难以理喻了。

一名高级干部把“治未病”念成“治末病”，本末完全颠倒。治未病是指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念成治末病，就变成医治晚期顽疾，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还是这位干部，将“掷地有声”读成“郑地有声”，仿佛话语只有传到郑国，声音才格外洪亮。

还有官员把“冗长”错读成“沉长”。

有位市级官员在介绍领导职务时，把“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主任”念成“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主任”，让人啼笑皆非。

前些年，北大一任校长把“乳臭未干”的“臭”读成chòu；在一次大会发言中，连连出错，将“鸿鹄之志”念作“鸿浩之志”、“莘莘学子”读成“jīngjīng学子”、“谆谆教诲”念成“dūndūn教诲”。作为顶尖学府的校长，实在令人唏嘘，不免让蔡元培、胡适等前辈先贤蒙羞。

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一位省领导致辞，将“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一时舆论哗然。云南因古滇国、滇池而简称“滇”，本是小学生都掌握的常识。一省封疆大吏却不识“滇”字，着实让人汗颜。何况这位领导还拥有哲学硕士、法学博士两个高学历头衔。好事之人戏谑地将“省长”写作“雀长”。我也效仿乾隆笔法写了一首打油诗：

云南雀长不识滇，镇越铁路在哪边？

劝君发愤多补课，为免地下羞先贤。

堂堂北大校长、一省之长闹出这般文字笑话，实在不该，活脱脱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子丢人。

不要以为认错几个字只是小事一桩，放在古代，这类过失往往要付出不小代价。

相传乾隆巡游十三陵，指着神道前的石人问随行翰林此物名称，这名翰林脱口而出：“仲翁。”他颠倒二字，把“翁仲”说成“仲翁”。乾隆当即作诗讥讽：

翁仲缘何作仲翁？只缘窗下欠夫工。

从今不许为林翰，贬到江南做判通。

翁仲专指陵墓前石像，据传阮翁仲是秦朝一名身长一丈三尺的巨人，戍守边境震慑匈奴。他离世之后，秦始皇命人铸造铜像纪念他，后世便将石像、铜像统称为翁仲；仲是兄弟长幼排行“伯仲叔季”中老二的称呼，仲翁就是二大爷。二者含义天差地别。乾隆的诗故意颠倒翁仲、工夫、翰林、通判的字词顺序，极尽调侃揶揄尚且不算，还将他逐出京城，贬为地方小官。

上面这位不识“滇”字的省长，若是生在乾隆年间，仅仅降职贬官都算是万幸。我仿乾隆诗作一打油诗：

封疆大吏不识滇，只因学问不周全。

于今不得为巡抚，贬到镇江作道员。

还有一事，河南嵩县百姓为湖北疫区捐赠十万斤大葱，央视新闻播报时，女主播把嵩（sōng）念成蒿（hāo），掀起一阵热议。嵩县百姓心生委屈，编了顺口溜：

嵩县把来作蒿县，十万大葱算白捐。

来年再不种大葱，青蒿满地再来捐。

我再学着乾隆写首打油诗：

嵩县为何作蒿县？只缘学问太稀松。

从今不许为主播，罚到嵩县种大葱。

当然也有人觉得，经此一误，原本默默无闻的嵩县反倒提升了知名度，让大众知晓河南除了嵩山，还有嵩县一地。受这件事启发，我的家乡新宁崀山的乡亲便打趣：巴不得央视主播把崀山错读成良山，借此扬名。

纵观古今，不少为官者兼具文人风骨，既是能臣，也是诗人、学者。开言说话口若悬河，言辞精妙；落笔成文则笔底生花，文采斐然。王安石、苏东坡、范仲淹便是代表，他们为官恪尽职守，建功立业，锦绣文章流芳百世，名贯古今。

如今同样有不少领导干部坚持勤学不辍，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我认识一位黄姓省级干部，素来酷爱读书，发言稿全部亲自撰写，不由秘书代笔，行文常常佳句迭出。这类官员褪去浓重官腔，摒弃市侩习气，周身自有书卷儒雅之气。反观另一些干部，虽说读白字的只是少数，可一旦脱离秘书写好的文稿，便无话可讲，就算照本宣科，也磕磕绊绊。

同样身居官场，人与人的差距为何如此悬殊？借用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的观点，学识不会凭空而来，也不是人天生自带，只能依靠后天学习、世事磨砺得来。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均等的，一日十二个时辰，人人都要处理公务私事，精力终究有限，耗费在此处，必然亏欠在彼处。鲁迅讲自己是把旁人喝咖啡休闲的时间，全部用在治学写作之上。他仅仅活了五十五岁，却留下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鲁迅全集》，流传后世。

反观少数官员，整日周旋人情往来，奔赴酒局饭局，流连娱乐场所，沉溺棋牌应酬，乐此不疲。到头来，除去一堆读错文字的笑谈，只剩一套套吹牛逢迎的话术，满口官话、套话、痞话。无论是官场还是社会，一个人学问深浅、能力高低，从来不取决于头衔大小、职位尊卑，只看平日是否坚持勤学，事事留心，从而具备真才实学。倘若荒废读书，懈怠治学，整日耽于应酬享乐，就算身居高位、名头光鲜，也极易在一字一言上露怯出丑，传为后世谈资，为世人鄙夷耻笑。

一字之讹，贻笑古今。这些白字趣谈，表面是诙谐轶事，实则饱含警醒之意。我辑录这些古今轶事，言辞或许略显严苛，本意却非嘲讽他人，而是借事论理、警人自省。愿所有读书人、公职人员，常怀敬畏文字之心，勤读书、细治学、慎言语、谨行文，戒除粗疏浮躁，涵养踏实学风，切莫因浅显的文字疏漏，贻人笑柄。